印度比中国可怕在哪里？

2017-09-25 14:34 | 太奇MBA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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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公司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

  美国的500强企业中，外籍CEO有75位，其中10位是印度裔。英国裔（籍）9位。另有来自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土耳其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士担任CEO。中国香港裔（籍）和中国台湾裔（籍）分别有1位，但中国大陆人却榜上无名。关键问题是：除了谷歌与微软，摩托罗拉、百事可乐、诺基亚、软银、Adobe、SanDisk、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这些在中国人心目中轰雷贯耳的国际巨头，其CEO级别的高管位置居然都被印度人拿下！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沃达丰集团前首席执行官阿伦·萨林(Arun Sarin)也是印度人。我曾拜访过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Comcast的首席采购官，他也是印度人。我在硅谷见过很多投资的标的公司，见面后发现印度人是创始人的比例多到让我快要发疯的程度。

  如果仅仅某些知名公司的CEO是印度人，可能还不足以让人感受到不可思议和震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谷歌董事会的13位高层领导中，居然有4位是印度裔。早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7%的CEO也都来自印度，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今天的比例更是比10年前高得多。

  除了企业高管，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也开始担任欧美知名商学院的院长。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是一个只要子女能进去学习就算光宗耀祖的常青藤学校，2010年7月上任至今的该学院第10任院长尼廷·罗利亚（Nitin Nohria）是印度裔，他也是哈佛大学102年历史上的首位外裔院长。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院长苏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印度人。前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2011年5月至2013年3月出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院长的迪帕克·詹恩（Dipak C. Jain），也是印度人。

  相比之下， 中国人在美国高科技企业中的能获得管理岗位的不仅凤毛麟角，而且还在全线溃退。能去美国的很多都是从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北大、中科大等等211、985名校）毕业的高才生，最终在美国却只能当纯打工角色的工程师、架构师。原来硅谷被称为IC的天下，I指Indian，C指Chinese。但现在，硅谷的别名已经叫“印度谷”了。

  让我快要发疯的并不是中国与印度之间在管理发展上如此巨大的差距，而是直到现在，整个华人群体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华人社会对此问题作出的总结更是荒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如同我们感觉印度人时间观念差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一样。

  印度人语言能力强——可印度人语言能力再强，能强得过美国白人吗？况且在美国，华裔二代连中文都没几个人会说了，语言的能力还会比印度人差吗？

  印度人抱团，甚至排挤中国人——这纯粹在拿自己的心思去度量。

   ......

  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你跑步跑不过对手，就是跑步的能力不如对手；打球打不过对手，就是打球的能力不如对手；踢足球踢不过对手，就是足球能力不如对手......扯那么多根本没直接关系的东西干嘛？ 做管理做不过印度人，原因就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能力差，用得着绕那么多弯子去找借口吗？

印度人的管理能力是怎么来的？

  我担任中兴印度公司CEO期间，招聘过大量印度本地员工。最初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本地员工的简历中，在教育经历方面，他们无论技术专业是什么，都同时还有一个MBA学历。

  刚开始我以为，是人力资源部门初选完了以后，把双学位的优秀人才留了下来，所以不一样。但当我发现一个又一个简历全都有MBA学历时，感觉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我让人力资源部门把所有只要收到的简历全都拿给我看一下。前后检查了有上千份简历之后，我惊呆了：几乎找不到一份没有MBA学历的简历！

  怎么会是这样？于是我问本地资深员工：为什么每个高校的印度学生全都学习MBA呢？他们只告诉我，所有印度学生都是这样。大多数人根本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已经完全习惯成自然了。如果哪个学生不学MBA，在印度才会让人感觉难以理解，如同在中国上学居然不学中文一样不可思议。 MBA已经是印度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只有一个比较老的本地员工告诉了我印度独立后如何发展管理学院，尤其是印度管理学院的历史。

  印度1947年独立后，马上就把发展管理能力作为印度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印度是一个太多民族、宗教和语言混杂的国家，管理问题的难度也的确远远比其他国家大得多。1959年，印度计划委员会聘请加州大学教授乔治·罗宾斯（George Robbins），协助成立全印管理研究机构。根据罗宾斯教授的提议，1961年，印度政府先后建立了两所精英教育学院，分别位于加尔各答和艾哈迈德巴德，统一名称为印度管理学院（IIM），以不同地名作后缀来区别。此后在各个不同城市新设的印度管理学院分院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发展到20个分院。

  印度不仅专业的管理学院长期持续发展，而且将MBA课程普及到了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学生中去了。在印度所有高校毕业生中，学习MBA也成了一个默认的必须选项。

  当听到萨蒂亚·纳德拉任微软CEO时，我马上认定他一定也是学过MBA的。到网上查他的经历，果不其然，他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大学获得电子和通信专业的工程学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ilwaukee）攻读计算机硕士，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MBA毕业。只要你发现任何印度人担任了美国知名公司的CEO或CTO（首席技术官）等，你去查他的学历，基本上可以肯定100%是有MBA学历的。

  几乎所有中国孩子在学校都打乒乓球，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世界乒乓球比赛最后的决赛基本就没其他国家什么事儿了。在国际赛事上拿了世界乒乓球冠军的中国选手，如果马上回国来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乒乓球大赛，被打到10名甚至20名以外，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中国也有MBA教育，但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成功人士”花几十万元才能参加的MBA或EMBA班。在这种MBA班里，真能学到什么知识技能不知道，但能知道的是可以认识到什么人，形成什么圈子，幸运的话还能泡个明星什么的。另一类是高考后直接进入工商管理类专业学习的本科学生。由此就该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在管理能力上被印度人打到这么惨痛的地步了。

为什么印度人的管理能力独步全球？

  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有MBA教育，为什么印度的MBA会这么厉害？重大的区别在于：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管理或商科的专业学生从一进高校就学商科，更高学历也是商科。这会导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不太懂各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但是， 印度的MBA是所有学科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使印度的MBA具有其他所有国家难以企及的巨大优势：专业和管理全都懂。道理非常简单，当一个学生既懂专业又懂MBA时，即使做一个普通研发者，也有巨大的优势，做管理者更是如此。仅以沟通能力为例来说明一下。

  印度人管理上强于他人的肯定不只是英语的语言能力，更是强大的沟通能力。切不可简单认为印度人只是“能说会道”，“沟通能力”与“语言能力”看似很接近，事实上却有巨大的区别。中国企业在进行管理培训时也会讲沟通。他们是怎么讲的呢？

  从技巧上说，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善于倾听。那如何倾听呢？管理培训老师会给你写一个繁体字的“聽”。看看，我们老祖宗是多么聪明，左边一个耳下面一个王字。就是说要以听为王。右边十个目一个心，就是讲倾听时眼睛要看着对方，一心一意地听讲。而现在简体字的“听”怎么写得呢？左边是“口”，右边是“斤”，就是先让你开口说话，看看你有多少“斤两”，然后再想用什么办法收拾你。中国企业里的员工听完后都觉得：啊，讲得真好。

  可是，道理很简单：在现代社会，如果你不懂技术和专业，再会听，就算二十个目一个心，你能听得懂吗？这类用繁体字去攻击简体字，是典型的来自台湾地区管理体系培训的变种。很可惜，现在内地大量流行的企业管理培训，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这种算命式的拆字、附会式的解说，怎么能让我们理解现代管理真正的奥义？本来只用一个人两只眼睛，一定要找来五个人十只眼才能沟通吗？这种沟通的成本和效率会最优吗？知道人家犹太人一个人过来，为什么中国企业需要五个人才能应对？因为别人一个人可以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而中国企业五个不同专业的人过来，也未必能把所有相关问题都覆盖。犹太人同样是专业和管理能力都超强的民族。因为缺乏真正科学专业的管理培训，大量以佛、道、中华传统文化甚至易经、算命、成功学为装点门面的所谓企业培训充斥于中国内地市场。

  我第一次出国是去南美。在秘鲁首都利马与国际电信巨头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的人开会，讨论我当时负责的传输产品测试问题。我当时刚开始做国际业务不久，英语能力基本全还给老师了。交流中只能偶尔听懂几个单词，但有一个最关键的词我听懂了：“not official”，非正式的。结合与当地销售人员的交流，我明白了国际电信企业短名单招标制度与中国项目招标制度的巨大差异，由此写下十多万字的考察报告，成为奠定中兴国际市场走向正规的历史性文献。

  当时我们搞不清楚，短名单制度只在一个新技术出现时才会进行，一旦短名单确定，以后就没有招标机会了，只是向进入短名单的企业发PO（订单确认文件），大门就算彻底关上了。在这种招标制度下，不是你靠模仿改进降低成本就能打进这样的市场的。即使你付出艰难努力，让对方把你的产品拿来测试一下，那也只是玩一下而已，是“非正式”的，没有任何实际的商业价值。

  做国际市场那么多年，为什么要等我亲自过去，才能理解相应问题，并得到清楚的解释呢？原来那些国际市场开拓人员语言能力都很好，但因专业能力不足，而严重缺乏沟通能力。

  开拓国际市场初期，因为相关人员不懂英文，中兴从外语学院招聘了几千名纯粹学语言的学生。但几年之后，这些人基本都离开中兴了，只有极少数努力学习技术知识的人留下。最荒唐的案例之一是，中兴花费了很大代价联系到与一个国家通讯部长见面的机会，见面后部长问：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有什么合作的机会？但中兴这些纯粹学语言的人什么都答不上来。

  我在中兴参加过一次国际市场人员的招聘。有一位国内著名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生，专业是英国文学，而且过了英文专业八级。他的英语能力流利到可以顺畅地讨论巴尔扎克文学作品的程度。但是，他不仅对通信专业一窍不通，而且没有任何工科知识背景，中学学过的物理化学也全还给老师了。精通英国文学这绝对不是坏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成为市场突破的利器。但很难相信，这样的人进来后，主要靠与客户讨论巴尔扎克作品，就能拿下卖出通信设备的合同吗？这名学生让人感觉非常鸡肋。

  中国人在管理上输给印度人，是因为语言能力差吗？如果你听过中国外语学院毕业学生的语言交流就知道，这种说法纯属瞎扯。只要中国学生清楚该学什么，他们会把任何知识包括语言，都学到最极致的程度，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该学什么才能与印度的管理能力相抗衡。对“现代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的呼吁，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早就存在了，但问题在于如何复合？直到今天，包括呼吁的专家自己也没真正明白。

  印度人的管理能力并不是在长期历史中自然形成的，而就是印度独立后人为培养的结果。

  对沟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倾听，而是倾听以后能“理解”。并且听和理解只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方面，更难的方面是表达。这更不是只要具备语言能力就足够的。中国人都懂中文，但有几个人善于用中文表达的？你都不理解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怎么能把产品的优点表达出来呢？要想表达清楚这些，不仅要理解具体的专业技术，而且要善于比较技术的概念原理，另外还要对市场、客户需求、行业发展等都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印度人管理能力的强大并没有在印度国内充分体现出来，因为太多需要管理的印度人仍是没有经过现代科学和管理培训的底层劳工。但是，当具备超凡脱俗才干的印度管理人才到了国外，这种能力有了其他国家高素质员工的支持，他们就会一飞冲天。 美国人提出的概念“中美国”（Chimerica）并未被中国所接受，可是，通过印度人的管理在未来自然形成的“美印度”AI（America India），加上人工智能（AI），会使制造业彻底摆脱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却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格局。仅仅一个印度不会成为中国的威胁，但如果中国未来面对的是AI+AI（美印度+人工智能），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从中兴到华为，中国人管理的致命缺点在哪里？

  中国专业人才普遍缺乏管理能力方面的专业教育，不要认为有大量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的中国人，他们就会自动学会如何管理。 在缺乏现代管理教育的情况下，中国人会形成自己的特殊管理文化。如果没有科学发展的现代管理体系的知识，就一定会有别的东西来填充。

  首先是官与权。一谈到管理，中国人心目中首先出现的就是权力与官位。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权有官位，才好管人、修理人。

  其次是政治。虽然前面我们谈到，中国的企业管理培训中也会传授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但一谈到管理，却总是无形中变成政治。说到办公室政治，制衡就会充塞进中国人的脑袋里，形成互相拆台的恶性局面。

  第三是厚黑。其实，现代管理也有制衡，但是中国人的制衡方法更多以一种权术来不受控制地体现。问题还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用什么方式实现公司内的办公室政治。即使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厚黑学》之类著作也成为一类比正式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更受欢迎的东西。无原则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互相攻讦被人们津津乐道。当这些东西风行，有人靠这些东西成功时，又会强化这些东西在中国人中间不受约束地以非正式方式流行并得到传授。人们分析社会和现实，也都是以这一类厚黑知识权谋体系作框架，从而被锁定到这种认知中而不能自拔。

  人的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问题只在于你如何去处理它们。所有企业，无论中外，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用不同的知识体系去处理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之前一些文章发表后，很多网友留言表示，很可惜中兴未能留住我。

  其实，中兴已经算是中国企业里在管理上相当出色的一家。我个人认为， 中兴的管理能力培养远超过华为。这充分体现在，从中兴出来的人创业成功者远远多于华为，仅中兴系上市公司就超过10家，更别提大量未上市的企业。而华为出来的人，成功最多的就只是给别的创业者培训华为的管理体系。像浙江宇视科技这样由从华为出来的人成功创办的企业非常罕见。我与宇视创始人张鹏国老总交谈过后才发现，他属于华为管理者中有些另类的，即既继承了华为的大量优点，又有很大的超脱之处。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可以自己创业成功。纯华为管理者在华为内部可以发挥，一旦离开华为的环境，基本就算废了。

  中兴领导人侯为贵极其勤于学习，也把自己学到的管理学书籍在中兴管理人员中推荐，这些管理学著作几乎遍及了所有西方管理学派。令人奇怪的是，其中大多数，其实中兴并未去实际推广应用，学习只是为提升中兴管理者的素质。至今离开中兴很多年，我仍心存感激之情，视侯总为恩师。

  中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学院，我参加了中兴从在珠海宾馆举办的第一期管理干部培训班开始的很多期培训班，公司三层以上领导，每个周六都通过会议电视系统全体集中学习。但是很遗憾，中国学生在高校中大都完全不去学习工商管理知识，而很多基础知识的欠缺是很难用后天的企业培训来弥补的。例如，最基础的财务知识从未在中兴管理者中间作为学习材料，对竞争战略方面也相对缺乏。这是中兴总体上竞争不过华为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军人出身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市场竞争战略上的积累远胜于中兴。如果我自己不是因为研究纯科学的学术问题，也不会早在进入中兴之前就对工商管理课程进行过全面系统的学习。也不会读遍任总读过的所有军事战略经典，并且自己写一本军事战略著作《超越战争论》。

  尽管华为在市场上比中兴更为出色，但它内部的管理问题同样不是简单靠一家公司自己就能解决的。我最初之所以进中兴，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使人们认识到现代管理和全科型知识体系的巨大优势。如果我在华为，无论做多么好，人们都会认为这是因为华为强大，与个人无关。而如果在整体上不如华为的中兴，能够在市场上凡是与华为交战都几乎战而胜之，我就能体现出不同之处。

  实际上，不论在视讯领域还是传输领域，不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专门在印度市场，我都做到了以近乎绝对压倒性的优势杀得华为丢盔卸甲：要么是开始时市场总额与华为差不多，过一两年就拉大到华为的三五倍，要么是开始远远落后于华为，但一两年内就能将销售额增大几倍，从而迅速拉近与华为的差距。 被人们高度神话了的华为，其内在的极度虚弱、一触即溃，我是用实际的较量充分证明过的。

  但这种实际行动的证明获得了中兴内部的普遍认可了吗？很遗憾，一个普遍不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系统培训的群体，仅靠个人的行动是改变不了的。中兴管理层有很多人给我的评价与评价印度CEO类似：太能说会道的人不会真正干实事，以此为自己管理能力的极度欠缺找借口。人们只看到我在外面说什么，而看不到我在部门内部如何系统运用现代管理学的知识技能，如培训员工市场技能、激励员工、进行战略分析、分析项目决策链、破解对手策略、制定市场战略策略、引入项目管理、时间管理、目标管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基本和系统的管理知识技能与自己特定的产品技术和市场相结合，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很多中国新官上任总喜欢搞出一些新名堂、新概念。其实，如果你不具备早就已经在管理学界成熟和系统的管理知识，那些“新名堂”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是靠创业者的天赋和悟性，以及精通“中国式的管理”而获得成功的。但当他们不在时，那些成功的企业会陷入内斗而瞬间崩溃吗？所有人心中其实都有这样的疑虑。但对国外优秀企业，却很少人有这种担心，最多是担心他们的战略与效率。因此，无论中国企业成功到什么程度，人们心目中总是存有一丝阴影，一种因管理能力的普遍和极度欠缺而令这些企业最终可能毁于一旦的忧虑。

  说到这里，网友们可能会问另一个问题：你说印度管理人才这么优秀，中国人的管理能力严重欠缺，那中国企业这么多年为什么会迅猛发展，并使中国的经济科技都在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中国当然有自己的优点，弄清楚这些优点，才能更清楚全面地理解我们需要克服的弱点。中国人的优点就在于不可思议的“中国效率”或“中国速度”。
附读：别再小看印度

  不少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停留在”穷、乱、差、慢“上，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看看曾任驻印度孟买总领的袁南生怎么说。

  中印最近几十年发展都很快，中国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为世界瞩目，印度也因快速发展而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中国在许多方面较印度先进得多，例如，2012年中国GDP约8.3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7.8%，印度则为1.8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5.3%。印度整体落后于中国至少20年。11年前，我任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时，不少印度朋友就已对我明确表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多年来，印度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一直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换个角度对印度谈几点看法。

穷而不苦
 

  印度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与中国相比无疑要穷得多，但印度人不觉得苦，幸福指数非常高。民意测验表明，相信有来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来生还是印度人。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印度开国时就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一福利甚至延伸到在印度的外国人。我在孟买时的同事、驻孟买副总领事的女儿不慎受伤，送往医院治疗完毕，分文未交，签字就行了，原因在于这是一家公立医院。二是印度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占GDP的4%以上。我在印度工作时，公立大学特别是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年学费、吃住加在一块，只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即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太贵（外国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学费、食宿费总共6000美元）。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来自于社会的捐款。三是国家在法律上尽可能促进社会公正。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能在种姓上有任何的区分和区别对待。因此，即使是新德里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必须留出10%以上的名额专门招收“贱民”学生。再比如，印度法律规定：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中就必须为他们保留相应比例的名额；卡纳塔克邦有7%的残疾人，因此给残疾人保留7%的公务员名额。

  印度整体上虽穷，却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除了电影、马戏，印度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不少剧场只有发票窗口，没有卖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赏过维也纳交响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南非歌舞团和其他许多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与其他观众一样，从来都是凭领的票入场。孟买10多个剧场常年免费演出，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买单。

  印度公立学校的学费便宜得不可思议，实际上等于是免费教育。例如，公立中小学校每生每月学费平均仅40~50卢比 （约合人民币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来自穷困地区的大学生一般都有助学金。印度生活用水、办公用水没人装水表，也没人收水费。我在孟买的办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样，只管用水，不管交费。印度还有个奇怪规定：农民可随便进城，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属于你。所以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是由于城乡没有隔断。对于进城的农民，政府提供医保和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施舍的报道。印度富人乐于行善，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赞助慈善事业的机制，印度首富普莱姆基一个人赞助办了100所学校。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长子举行婚礼时，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赠给他们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又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印度新德里大学
 

  为什么印度人穷而不苦？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关，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关。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莫使金樽空对月”；印度则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正因为印度倡导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现代，大多数人仍奉行素食主义，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杂而不乱

  印度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印度比中国要杂得多。大一统的中国可以用一个“统”字来描述，反之，可以用一个“杂”字描绘印度。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印度却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王朝。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多种姓的社会多元化地区，在历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与中国秦朝同时代）和莫卧尔王朝（与清朝大体同期）曾短暂实现次大陆基本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年代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即便在短暂的统一时期，地方对朝廷也只是臣服和进贡的关系，中央对地方也未实行过郡县管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颇有张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亚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而政治统一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才实现，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连接各地的铁路和电报网络催生了以“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度。

  印度的“杂”体现在语言上。印度是语言大国，据1962年人口调查的统计，印度人讲的语言有1652种，印在钞票上的官方语言有15种，每个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语言。仅在孟买，大街上人们说的至少有26种语言，中小学生既要学全国通用的印地语，也要学英语和邦里的官方语言。印度的“杂”又体现在数百个政党林立，无论国大党还是印人党，都得依赖地方小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执政。于是乎，印度政坛长期呈现“四两拨千斤”、“小党唱大戏”的局面，一批地方强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在全国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以至拥有呼风唤雨、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力。尽管这样，印度总体上仍是杂而不乱，运转有序。非暴力与不合作，而非大规模流血牺牲，使印度开国的成本在大国里面最低。自印度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每次大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政府更替有序，与邻国巴基斯坦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务员与纳税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会议室，没有文山会海。印度穷人尽管很多，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也没有集体偷渡现象。尽管印度数亿人口没有脱贫，许多人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没有人靠当蛇头、做“人贩子”为生。印度基本上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药品不敢说没有，但确实因少而难得发现。印度医院用血靠捐献，社会上有负责献血的慈善组织，愿意捐献者不乏其人。医院不买血，穷人也不卖血。印度贫富悬殊大，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然而贫富如此两极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总的来说却不错。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口，但不论什么样的名牌鞋也绝不会丢失。印度火车常常人满为患，但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假票。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你如果沿月台追赶，车上会伸出许多双手拉你一把，并为你挪出一个地方。印度公共汽车没有车门，车开动后，一些人还跳上跳下。中产阶级开小车出门，车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不下的塞到车后物品厢里，警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车与车相撞了，只要还能走，一声“拜拜”走人，从未看到过因此吵架。印度虽然很杂，但对国粹的恪守毫不松懈。汉族人近代以来学西装革履，以致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了，而印度人穿纱丽几千年不变，至今引以为傲。印度当年栽种鸦片卖到中国，鸦片在中国一度泛滥成灾，但鸦片当年在印度没有泛滥，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远不如中国多。


印度火车 缓而不慢
 

  根据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经济实力比中国差得多，但一直在发展。印度以中国1/3的国土，负担几乎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1/3的GDP，在相同的时间内，能提供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能养得起航母，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原子弹。印度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到2009年，8年时间里，印度人均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两倍，老百姓实实在在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

  印度人不着急，慢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门的公务员确实人员少、任务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南亚“硅谷”。2003年，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72家企业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这些企业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罗尔。但是，主管该领域工作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科学技术部（相当于我国省级信息产业厅和科技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7人。从总体看，印度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但在一些领域，它又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如印度的文盲率极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却很发达，不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且迄今为止已产生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独立以来，印度培养的科技人才数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时间好像不值钱，但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却最快、最彻底，赢得了世界第一。在印度，手机拥有者比中国少得多，但印度手机早已单向收费。在印度找个网吧特别费劲，但其信息产业却一枝独秀让世界惊奇。比尔盖茨1997年3月访问印度时说，“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
 

  中国与印度的“龙象之争”中有一些奇怪现象值得关注——2003年，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已全部联网，中国只有两个；印度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中国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资本门槛为8000万人民币，中国则为5000万；印度的银行体系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且基本上是私营的，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是外资或私营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企，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账的比率不一样。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远高于中国，所以印度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呆坏账比率较低的私企。

腐而不败

  印度重大腐败丑闻不断，例如，“电信丑闻”中的前电信部长等一伙人为所欲为，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甩卖价”出售2G手机网络许可证，导致国库损失400亿美元，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官商勾结案，其首犯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全球第二大“滥用权力者”（因“水门事件”遭弹劾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名列第一）。但也应看到，祸害当今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印度却几乎没有，或者说并不严重。例如，印度没有公款旅游风，也没有吃喝风。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倾向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一些印度人对素食的较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连萝卜、花生等地底下长的东西都不吃，因为不愿杀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对我说，他访问中国期间，中国餐馆用煮过荤菜的锅给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

  印度没有天价烟酒，烟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烟的人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没有人敬烟。印度的烟仅10支装，比中国的烟短。印度人口袋里装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不多，许多烟民宁愿买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来抽。印度没有公车攀比风，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印度官员没有奢侈风。即使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也没装空调。夏天高温常达45摄氏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也只有电扇在转。我去过多次的马邦邦长、孟买市长等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须经议会批准，批准前要经过多番公开辩论。找部长、邦长等行政高官没用，他们只有执行权，没有大的审批权，且公共开支完全透明，难有猫腻。也正因此，印度难以产生成克杰、刘志军这样的贪官。

  不少人喜欢把中印关系描绘为“龙象之争”，我在印度工作时的印度外长辛格对此表示：中、印竞争是龟兔赛跑，印度是龟，中国是兔，兔跑得快，龟落后了，但“千年乌龟十年兔”，最终谁跑得远还要看。辛格的话表明，印度承认落后却不甘落后。习惯于从龙象之争视角看待中印关系的读者，不妨换个角度，从龟兔赛跑的角度，来个换位思考。